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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杰作。它勾画的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貌，不仅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在其他领域起到了历史文献资料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此画中东京城著名的药铺的分析，来详细地谈一谈北宋时期东京地区的药铺种类。
一、东京医药
东京，作为北宋都城共经历九朝，凡167年，它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北宋统治者出于自身的保健需要和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是重视医药的发展的。如“（淳化三年五月）戊申，诏：大医暑良医视京城病者，赐钱五一万具药”。由于始终采取有效措施，东京的医药设施得到很大发展。
这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的药铺得到充分反映；“杨家应症……”的竖式匾额高挂半空，一位成年男子拉着一小孩进去应诊；门前四骡（驴）套车上则坐着一个刚从药铺就诊过的病人；挂着横额“赵大丞家”这一带有“太丞”官街的药铺两侧，还挂有“五劳七伤……”、“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的竖额广告牌。这些药铺“几乎各科都有专门的医生，各铺各出卖其专门的专长的丸散等药”。如此发达的药铺，据《东京梦华录》载，散布于东京城内的许多繁华地区。从药铺的性质上，大致可分为宫廷药房、官办药店和私人药铺等几种。
二、药铺种类
1、宫廷药房。宫廷药房，是为宋廷服务的专用机构，调制药物供皇帝及宫廷之用。为确保自身的利用，统治者主要创建了如下两个机构：
御药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御药院始建于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属皇帝御用药房。它主管四人，其职责主要是“掌按方书、修合药剂，以待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凡药品，必尝而后进⑷”。责任重大，凡皇帝、宫中所用药方，均需按御药院配置和检验，还要查核成药物与处方的分量或者调制方法是否相符，是否与题封上所标明的寒热等性质一致，总之，该院要为皇帝和宫廷人员负责。其勾当官（主管）无常员，“以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⑸”。从《东京梦华录》“殿之外皆知省，御药幕次”之载，还可知御药院勾当官，是按官品下列次于殿外的⑹。该院由29人组成，其人员选拔相当严格，稍有差错，“医生”要被处于绞刑。皇帝外出巡查，药房也要随之前行，并作为制度规定下来。至真宗时，御药院不仅存药繁多，品种也不断增加，且规模也很大。据记载，在东京城之门外，宋廷还建有内香药库，凡二十八库。真宗还为库额赐御制七言韵诗一首，曰：“每岁沉香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⑺”。可见当时皇宫内药物贮存之丰富。
尚药局始建于唐代。它隶属于御药院，专伺宫廷，“掌和剂诊候之事⑻”，属宫廷医院性质，也为御用的医疗机构。在宋初无御药院之时，宫内医药统由尚药局供奉。它由90人组成，既诊疗疾病，又出售药品。
以上二者，多有当时医术精湛，善医诊之名流。
2、官办药店。官办之药店，即“卖药所”。它为宋代官方创建的专售药品的机构，是中国第一个专售药品的国营药房，也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店。“卖药所”，最初叫“熟药所”，是药政机构“掌药局”发展的结果，也是根据人民的需求而创建的。据《资治通鉴长编?神宗熙宁九年》载：“诏罢熟药库合药所其应御前诸处取索药及所减吏人，并隶合卖药所”。可知，最迟在公元1076年，卖药所已经存在了。“散其积滞，以药拯病，则归熟药所⑼”。除了专售药品外，该所还兼管治病救灾。由于经营具有服用方法简单、携带方便，宜于保存的丸、散、膏、丹和药酒等中成药，日益受到广大患者和医生的欢迎。
药店经常是顾客盈门，生意日益兴隆，仅在开店的第一年，就获得经营利润二万五千缗。因此，卖药所发展得很快，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时，已发展到了五所，还创建了相当于今日制药厂性质的“修合药所”两所，二则相加达七所。政和四年（1114年），将“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和剂局”，“卖药所”则改为“医药惠民局”。无论是“和剂局”或是“惠民局”，皆“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⑽”。后来宋政府把“医药惠民局”分别设在东京城之东、西、南、北四门；“医药和剂局”生产的药物，由官方统一规定处方，标定价格，按方炮制。此后，“卖药所”逐步影响到全国各州县，甚至边疆镇寨，如淮南、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都设立了颇具觌模的“卖药所”。
3、私人药铺。“国医未必皆高手⑾”。元丰间，“太皇太后得水疾，御医不能愈⑿”之记载便是佐证。有些医生虽为名流，但有时“须求面投药为功，病者不敢辞，偶病药不相当，往往又为害⒀”。如此之例，还有“祖母楚国夫人，大观庚寅在京师病累月，医药莫效，虽名医如石藏用辈皆谓难治⒁”。与此同时，作为官办医药铺的一种重要补充的私人铺席发展起来。
私人药铺，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鲜明的反映。首先，叙述“赶太丞家”这种带有医官职衔的人的药铺；从门前立着或挂着的不少广告牌子和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去看病，一个医生正在诊察着孩子病情的绘画中，可知这是药铺兼做能治“五劳七伤”、“肠胃病”，还能医小儿的医生的。这种带有官衔的京师医生兼营药铺者，在北宋中期以后，就很多了。赵太丞除外，还有孙殿丞和能太丞等称号。因这些名医和卖药者，容易接交社会上层和接受医官封号，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势力。如宋太宗时，“布衣潘阆，常卖药京师，好交结上左右。……至道初，召对，赐进士出身，国子四门助教⒂”；“医师能太丞，居京师高头街。艺术显行，致家赀钜万。晚岁于城外买名园，畜姬妾十辈”⒃。
不仅如此，他们的药铺，建筑得也很气魄。《清明上河图》中的“赵太丞家”药铺，这组建筑起码可分为三进院。即门屋与例座为一进，例座与相向建筑为一进，从右部厢房排列情况看，其后还应有一进院落。和门屋与例座相连，有两座作勾连搭式连接的店铺，店铺檐下之五攒五铺作斗拱，则构成了他特有的“六品”以上官僚的建筑标志。再加上店铺前面临街，作为营业部分，这种把建筑轴线指向交通要道的朝向处理，可首先争得顾客，无疑是—种符合经营规律的建筑布局方式。
关于一般的私人药铺，《清明上河图》中的“李家输卖”、“杨家应症”和“刘家上色沉檀楝香”等铺店应为此类。这种药铺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大量记载，东京里城的马行街北，集中开设了很多的医药铺席。如大骨传药铺、金紫医官杜金钧家药铺；曹家的独胜丸、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等。还有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皇城右掖门外有丑婆婆药铺、西大街有荆筐儿药铺，西去又有防御药店；在相国寺东门外除孙殿丞药铺外，还有宋家生药铺。此外潘楼街有香药铺席、瓦中多有货药、相国寺内售有香药等等。如此描述，《东京梦华录》多达37处，孟元老在列举上述药铺后，仍余兴未尽，又追述到：其余香药铺席，不欲遍记。所以《铁围山丛谈》卷四则有马行街者，……南北几十里，“夹道皆药肆”之载。这虽有夸大之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药肆之盛况。
这种药铺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其建筑在布局时，已考虑到了交通环境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辅席的中轴线与街道走向相垂直。它同“赵太丞家”药辅一样，店面临街，也劈为主要营业部分，所不同的是没施重拱及五色文采为饰。尽管如此，同样它极大地方便了患者，繁荣了民间的医药活动，如果没有如此众多的药辅，是远远不能满足东京城近160万人疗疾保健之需的。为了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招来顾客，有的药铺还让名家作画，美化药铺。如相国寺东宋药家，铺门两壁，皆为当时被称之为“古今第一”的李成“淋漓泼染”之山水画。
东京的药铺，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不仅对我国中药事业的发展，为东京的繁荣发挥了推动和应有的作用，而且对后世 中医的发展 也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