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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温病理论中新感伏邪的进一步认识
在近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对温病学最有贡献的医学家当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突出的特点是，将湿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详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关于伏气、新感温病的观点并未得到一致赞同，叶霖批评他说：“温暑为病多属外邪逗引伏气，惟当视其内外之轻重而消息治之，苟无伏气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宁每讥吴鞠通界划三焦，而自却强分内外，叶香岩发挥景岳全书于温暑条下言之綦详，此篇（叶天士温热论）辨论营卫气血之理，内外轻重之机，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为外感温热而不系伏气，岂必阳明白虎栀豉数证始可谓之伏气哉，强作解人妄事穿凿陋矣。”（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6(5)：）。
关于新感伏邪，雷丰也有自己的认识。雷丰著有《时病论》(1882）一书。他以四时为主线，阐述了不同季节外感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和特点。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时又各有主气，感受不同的时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雷氏将四季之病的因、脉、证、治，条分缕析，互相比较，对后世全面认识和治疗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除了新感病之外，雷丰还对伏气病多有发挥，他极力推崇伏气学说，《时病论》就是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病亥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作为全书的纲领，足见其对伏气学说之重视。他将不同季节的伏气为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概述了时病62种，拟定治法64则，临证验案85例，附论13首，在治疗方面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
柳宝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温热逢源》、《柳选四家医案》、《柳宝诒医案》、《惜余医话》等。在温病学方面，以《温热逢源》(1900年)贡献最大。《温热逢源》共三卷，是专门论述伏气温病的著作。柳氏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挥了王孟英的有关伏气温病的学说。
二、对温病的治疗
自1840年以后，由于江浙一带经济、科学、 文化 比较发达，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动大等原因，温病流行频繁,因此,温病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有些医家虽然从理论上承袭前人，但在治疗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吴鞠通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明确提出了治温以保阴为第一要义。他对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论点推崇备至，认为保阴要以生津益胃、滋补肾阴为其要旨。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阳明之液”是治温热诸病之真诠。王氏常用石斛、沙参、西洋参、花粉、麦冬等濡润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浆等果汁以甘凉生津。同时，考虑到病人多为真阴不足，上盛下虚，感受温邪往往导致肝风骤动的营血险证，仅用清解凉营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胶、枸杞等滋填真阴之品，以获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恒，近代浙江名医。金氏对温病学派探研甚勤，尤得力于叶氏《临证指南》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发挥，而且能结合临床，随宜而用。他将温病概括分为四个阶段。病在气分时，金民没有拘于吴鞠通的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学说，常根据病人体质和证情的不同，灵活化裁。如同时兼有表证未解或阳气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汤；兼有湿热症状时，加苍术为苍术白虎汤等等；病在营、血分时，选用三甲复脉汤以滋阴养血，柔肝熄风；恢复期，强调养胃阴。陈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号静庵。近代浙江名医。对于温病时邪，陈氏推崇叶、薛、吴、王诸家，他认为温病有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和新感引动伏气等不同，其诊疗以卫气营血为辨证依据，以汗、下、清作为治疗的大法。对于温病夹痰、夹肝气的治疗尤有独到经验，并特别重视温病治疗中的养阴保津。范文甫(l870～1936)，名赓治，晚号文虎，浙江鄞县西郊人。他家学渊源，儒而后医。他尊《内经》、《伤寒论》为医学源泉，并参合后世诸家以兼收并蓄，善于治寒，长于治温。他认为，治温病之法，当以护津为要，常用梨头、花粉、芦根、生地等药，辨证论治予以应用。在学术方面，他赞同陆九芝指出的阳明病就是温病，白虎汤即为温病的治法。认为“伤寒方可治温病，温病方，又何不可治伤寒。”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气、复脉、黄连阿胶诸方，为其治温病所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对传染病的认识
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实性霍乱等都严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虽然传染病学没有成为独立的专科，但却受到医学家的普遍重视。
（1）鼠疫
此时期有关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吴学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础上，罗汝兰1895年改编增补为《鼠疫汇编》；1901年又经郑奋扬重新编纂，增订为《鼠疫约编》，该书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纲、治法、医案、验方共八篇，论证鼠疫病因是由地气爆发，热气熏蒸，鼠先受之，人触其气，流行成疫；病机是热毒迫血成瘀，主张采用上、中、下三焦辨证，治疗移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活血解毒汤加减，其著述有一定见解。1910年余伯陶农吴、罗、郑著述的基础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药方、医案四部分。郁闻尧于1910年作《鼠疫良方汇编》，曹廷杰1911年著《防疫刍言》。另外，何廉臣编撰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载有鼠疫验案十余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 中医治疗 烈性传染病的水平。
（2）霍乱
根据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于1817年出现第～次霍乱大流行。之后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由海路带至广州，至此，中国才有真性霍乱，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统症状外，伴随大规模的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此病传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与鼠疫一样，根据其病状而命名，如“吊脚痧”、“痧症”、“绞肠痧”、“瘪螺瘟”、“麻脚瘟”等。
有关霍乱的著述，主要有：
王孟英于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乱论》。王氏生值霍乱流行时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带为甚。他在整理临证经验的基础上，阐发见解，详细论述了霍乱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并附有医案验证，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治疗方法：热霍乱——兼湿者，分利阴阳，祛除暑湿，用胃苓汤；热甚者，清其暑火，潜消其湿，用桂苓甘露饮。伤暑霍乱兼厥逆烦燥者，用燃照汤；霍乱转筋者，宜蚕矢汤。寒霍乱——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见元气耗散，阴盛格阳，宜理中汤或四逆汤加食盐并服。除此之外，王氏还广泛采集治疗霍乱的简效方法，王氏还详辨了霍乱常用药物75种，并创订新方8首，皆有卓效。王氏对于该病的治疗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连撰《霍乱辑要》。田晋元，于1847年著《时行霍乱指迷》，他将霍乱称为“时行霍乱”，基本接近现代医学中流行霍乱的含义。徐予默，于道光中期作《吊脚痧方论》。其它有关霍乱的著作有：华岳的《急救霍乱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乱辨证》(1888年)，姚训恭的《霍乱新论》(1902年)，恽铁樵的《霍乱新论》(1928年)，凌禹声的《霍乱平议》(1930年)，刘亚农的《霍乱痢疾合编》（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乱论》(1938年)。
关于霍乱的治疗方法，多数医家主张回阳救逆。尤其是张聿青，力剖烦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有些医家，还自拟方剂，也有较好的疗效，如张锡纯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乱阳证，“卫生防疫宝丹”则阴阳双调，颇为当时同道所称颂。范文甫则采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阳汤”、“解毒活血汤”予以治疗。
（3）天花
牛痘术自1805年传入我国(邱浩川《引痘略》)后，已开始广泛传播。当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牛痘局推广接种。此期关于天花的论述，从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发展，主要是记载种痘方法，如1847年王锡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伟的《天花八阵编》，1865年郭昆山的《痘证慈航》，1885年武荣纶的《牛痘新书》等。
4、与传统温病理论持不同观点的论述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温病学从颠峰时期到开始有人对它提出怀疑，医学家们对温病学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争论，这在学术上是值得称道的。只有这样一门学科才能真正有所发展。遗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并未形成一门学说，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