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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是我国人民早已存在的传统习俗，是个人卫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须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温室”（浴室）。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温室洗浴众僧经》，后来译入的佛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后秦时译入的《十诵律》载，“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仓，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满三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在《阿含经》、《僧祗律》等书中还劝说世人多造温室。《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北魏时隐士赵逸领宝光寺僧人掘得晋代浴室遗址，建于东汉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也建有浴室，而且还对外开放。如《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碑文载：“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淄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数。”（陈景富：《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遗址尚存。在佛教影响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为了虔诚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华。如《邺中记》载：“石虎（295～349）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间，徘徊及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餐丽”，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入室中，临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遗记》载：“石虎于太极殿前，又为四时浴室。用瑜石，珷玞为堤岸，或以琥珀为柄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为囊，盛百杂香于水中。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十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各曰‘燋龙温池’。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浴罢，泄水于宫外。”这里描述了与沐浴有关的过滤水、换水、温水器具、香药等，比前代有显著的进步。《南齐书》载有《沐浴经》三卷，说明当时对沐浴的重视。
关于饮食卫生，晋代傅玄提出“病从口入”（《拟金人铭作口铭》，见《太平御览》卷367），认为饮食不慎可致疾病，这句话遂成为流传千载的卫生谚语。晋代还发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晋墓中出土的“双耳镂孔器”，据说是一种蒸煮器，即将耳杯置于双耳镂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当提起双耳时，水便通过底部三孔全部流尽，用它清洁杯勺，既方便又卫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还能杀灭细菌。（张翊华：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环境卫生方面，南朝继承前人优良传统，重视清扫街道。如《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罚令盗贼充任清洁工，“长扫街路”，过些时日，乃令“旧偷自代”。又梁代遂安县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剪虫秽”（《南史·何佟之传》）。晋人的经验总结认为：“土干则生蚤，地湿则生蚊”（张华《博物志》）这也许是人们注意勤扫蓄圈，以及采用药杀虫蛆的理论依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圈（畜）中作台开窦，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粪秽”，无疑这种卫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的，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卫生，对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积极意义《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记载：“厕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厕所缸中，（蛆）即无”。同书还指出：“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深知环境卫生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