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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生 保健
个人卫生：汉代至少在官吏中已经形成每五日洗沐一次的制度。据徐坚《初学记》载：“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亦有多处记载。张衡《论衡·讥日篇》说：“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并引录专门论述沐浴的著作《沐书》，可见当时对讲究个人卫生的沐浴已相当重视。
饮食卫生：如《金匮要略》强调：“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论衡·累害篇》说：“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淮南子·要略》说：“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勿尝”。《论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食物中毒诸症。
环境卫生：在饮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痰涎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进步。到汉代，不仅定居者凿井而饮，而且军队野外驻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饮”（《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当时政府规定每年在一定时期里浚水改火，并强调其防病的意义。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太平御览》记述汉代。
在讲究饮水卫生的同时，秦汉时期继前代之后在建造、铺设下水道、排除污水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秦都咸阳及汉都长安（今西安）均发现大量圆筒形及五角形下水道，《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因为阁名……”，反映了汉初的下水道建设。
古时道路，常常尘土飞扬，污染环境，导致 疾病 传播。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掖庭令毕岚除铸作“天禄蛤蟆”（人造喷泉）外，还创造“翻车”和“渴鸟”，用以喷洒路面。”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鸟“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后来，三国的马钧也造“翻车”，“其巧百倍于常”。
许多文献中常有“厕”、“都厕”的记载，如“上踞厕而视之”（《史记·汲黯传》）“过入都厕”，使粪便有了集中管理。秦汉前宫廷设有专人和器物，处理统治者的粪便等排泄物。又如收集痰涎的器皿“唾壶”，自汉代以降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出土。如孔安国为侍中，为武帝“掌御唾壶”（《太平御览》卷219职官部侍中），曹操在给献帝的《杂疏》中，载有“纯金唾壶一枚，漆圆油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太平御览》卷703唾壶），可见，唾壶在当时上层社会已较为普遍地使用。此外，公元147年祥武梁祠石刻中有“驱虫图”，生动记录了人们灭虫除害的情景。
吐纳、导引、按摩、服食仍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养生方法。《淮南子》中有熊经、鸟伸、凫游、鸱视、虎顾六种导引术式，或谓“六禽戏”，华佗在前人基础上，编创了一套“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戏。并提出导引健身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初期古墓出土的医籍《脉书》和《引书》中，均有导引理论和具体方法的论述。如《脉书》指出：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藏（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既知古籍医书中最早用“流水不腐”与“户枢不蠹”的比喻论述人体必须运动的原理。《引书》是古代导引术式的说明，有些部分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动作相符，可知这些健身强体的方术从战国一直至汉代是很盛行的。”
二、 疾病 预防
秦汉时期，预防 疾病 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佩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此《史记·礼书》亦有记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内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含有挥发油的香药气味芳香。除佩带外，还在室内焚烧香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后汉书·徐登传》载：“时遭兵乱，疫疠大起”，兵乱之后，常常出现疫病流行。此时，政府也有用行政的办法，派官员巡察疫情，及时遣医送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如《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后汉书·曹褒传》亦载：“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
